說到底，之所以對“觸法少年”法外開恩，社會性的意義在于“救贖”和“打撈”，也就是作為對生命的珍視，給他（她）們重生的機會?？墒?，對于“受害者”（受害者家屬）而言，對于任何傷害他（她）們的人的寬恕，都可能讓他（她）們顯得更加憤恨不已。

所以，就“未成年人保護法”到底是不是也在“保護壞人”的爭論，近乎在每一次“少年觸法”事件中，都會被攤開來說。因為，對于“救贖”和“嚴懲”的性價比，到底哪種方式更為有效，可能也并不絕對。于此，這背后的隱憂，就值得深思和玩味。

在直面“少年觸法”的事件上，要搞清楚“少年們”是真的不知道違法，還是知道違法卻依然犯罪。在這個問題上，不能總以“他（她）還是個孩子說事”。因為，在一些“少年觸法”事件中，有一些“少年”確實是知道“年齡小”可以規(guī)避懲罰這回事。

這種時候，如果“受害者”（受害者家屬）知道“少年犯”是個雞賊，自然是很難接受的。但是，法理的規(guī)則又不能破，這種情況下，就會陷入情理兩難的境地之中。事實上，近些年來，國內(nèi)發(fā)生的“少年觸法”事件，已經(jīng)多次引發(fā)廣泛的爭論。

但是，普遍來看，都沒有打破“未成年人保護法”的尺度。從某種意義上而言，這是個難啃的骨頭，全世界范圍內(nèi)，對于未成年犯罪貌似都是充滿“慈悲”的。這種時候，對個別案件的破例，著實也會帶來不少影響。所以，多數(shù)時候，討論案件的聲音很大，但是改變起來，卻舉步維艱。

尼爾·波茲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一書中，主要是以心理學(xué)，社會學(xué)，語義學(xué)強調(diào)童年的消逝。當然，主要是從媒介影響層面進行的一種考量。但是，回到犯罪學(xué)領(lǐng)域，是不是同樣的適用，尼爾·波茲曼的分析方法，似乎值得參照。

從某種意義上而言，當下在區(qū)分成年和未成年的界限上，還是以年齡為分界。這種區(qū)分方法有局限性，但是就目前來看，可能沒有更好的取代方式。因為，年齡是可以量化的，而如尼爾·波茲曼所強調(diào)的認知性年齡，是客觀存在的，但是卻不好量化。

這導(dǎo)致，有“少年老成”的存在，也有“成年巨嬰”的存在。但是，量化上也只能是一種評價式的，道德化的存在。不過，這也透露“出一點”，“他（她）可能是個孩子”本身存在很大的疏漏。只是，法理是面向大多數(shù)人的，所以客觀存在的漏洞，只能擺在那里。因為，堵上它，也可能會傷及無辜。

要知道，極端性犯罪是小概率事件，少年參與的極端性犯罪，更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。所以，作為對少年犯的“嚴懲”還是“救贖”，可能并不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大的影響。但是，到底是“嚴懲”，還是“救贖”，這可能更強調(diào)是生命觀，而非道德觀。

從“受害者”（受害者家屬）角度而言，讓犯罪者被嚴懲是最好的良藥。無論她（她）是成人還是孩子。事實上，從國內(nèi)的“少年觸法”事件而言，這樣的訴求還是很強烈的。雖然法理上可能并沒有同意。但是“受害者”（受害者家屬）內(nèi)心的仇怨指向，卻始終沒變。

尤其，對于不可逆?zhèn)Φ那闆r，更是如此。很多時候，物質(zhì)性的補償，只能換來未來的安心，而對于傷害所激發(fā)的仇恨，有時候一輩子都不見得可以消散。人畢竟是情緒的綜合體，并且，大多數(shù)時候，還不能完全自控，這就讓人性變得更加難以揣摩。

所以，只能這樣去理解，“救贖”一個“少年犯”是有意義的，但是“救贖”一個“少年犯”卻成本很高。于此，作為“救贖”來講，社會性的意義可能更大一些。所以，社會性的投入，才會不惜高昂的代價，因為，它本身的作用并不是為寬恕罪孽，而是為感召罪孽。

因為，在具體的生命觀中，默認個體的成長是漸進式的。事實上，真實的人生里，確實也是這樣的。但是，作為罪行的考量，年齡少一天無罪，年齡多一天有罪，這總是讓人感到有些不妥。只是，除卻這樣的界限區(qū)分，可能沒有更好的方法存在。

所以，有時候，正義的存在，只是相對的存在，本質(zhì)上是取舍的存在。甚至，就“12歲N號房運營者”而言，他未來到底能被能“被救贖”，其實也充滿很大的“不確定性”。但是，作為生命觀的考量，只要有一絲的希望，少年總是可期的。而這也是人類發(fā)展至今，最為美好的期許。